近日，“今明兩年或成歷史最熱年份”“地球或將迎超級厄爾尼諾現象”等話題頻頻登上網絡熱搜，引發(fā)公眾廣泛關注。3月23日，世界氣象組織（WMO）發(fā)布的《2025年全球氣候狀況報告》顯示，2015年至2025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11年，2025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3個年份之一。

全球變暖的警鐘再次敲響，此次厄爾尼諾究竟何時到來？會達到“超級”強度嗎？今年夏天，我國會迎來更強烈的高溫，還是更嚴峻的汛情？針對以上問題，《中國科學報》采訪了多位專家。

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（以下簡稱大氣所）研究員鄭飛指出，大氣所的預測結果顯示，2026年發(fā)生一次中等強度厄爾尼諾的可能性最大，概率超過70%，而發(fā)展為超強厄爾尼諾的概率僅在一成左右。

“全球變暖背景下，由ENSO（厄爾尼諾-南方濤動）導致或與其相關的極端氣候影響更容易被放大，如高溫、強降水等變得更強、更頻繁?，F在斷言今年就是‘最熱年’雖為時過早，但相關風險確實在顯著上升。”鄭飛說。

“春季預報障礙”導致模型預測存在偏差

厄爾尼諾是指熱帶中東太平洋海域海表溫度持續(xù)異常偏高的現象，與之相對的異常偏冷則稱為“拉尼娜”。這種周期性振蕩是氣候系統最強烈的年際變化信號。

國家氣候中心監(jiān)測顯示，持續(xù)兩年的拉尼娜狀態(tài)已趨于結束，赤道中東太平洋海溫正在回暖。國家氣候中心氣候預測室主任劉蕓蕓解釋，從歷史統計來看，拉尼娜事件結束后，當年進入厄爾尼諾狀態(tài)的概率約為1/3。

但全球各個機構對厄爾尼諾何時到來的預測并不一致。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預測最早可能在4月，澳大利亞氣象局認為在5月，日本氣象廳指向6月，而美國專家的預測則集中在7至9月。

不同機構對厄爾尼諾“何時到來”的預測為何差別這么大？是否說明預測模型不夠準確？

鄭飛解釋說，這不能簡單歸因于模型缺陷，背后其實有一個科學界公認的難題——春季預報障礙。簡單來說，每年春天，熱帶太平洋海洋和大氣之間“交流”最少，海洋表層與次表層溫度變化、風場之間的物理聯系最不清晰。

與此同時，不同機構的預測模式是基于對復雜自然現象的不同建模方式，它們對大氣和海洋耦合物理過程的描述各有側重，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也不盡相同。

鄭飛進一步解釋，在較長的預測周期里，初始誤差和大氣中的隨機擾動會逐漸放大，導致有的模式預測升溫快，有的預測升溫慢，甚至朝冷暖不同方向演變。因此，現在就斷定今年會出現“超級厄爾尼諾”為時尚早。

此外，在強度預測上，國際上對“強”和“超級”厄爾尼諾尚無統一的劃分標準。鄭飛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，我國業(yè)務標準通常將峰值海溫異常達到2.0℃及以上定義為“強”，達到2.5℃以上稱為“超強”。

在此基礎上，形成強或超強厄爾尼諾的條件極為苛刻：不僅需要西太平洋暖池儲備充足的“暖水彈藥”，還需要熱帶太平洋信風顯著減弱、西風頻繁暴發(fā)等一系列大氣響應，通過海洋與大氣之間極其強烈的“正反饋”作用，將暖水不斷向東堆積并持續(xù)增暖。歷史上，1997年和2015年曾分別出現過強-超強厄爾尼諾。

極端高溫可能更久、更早、更“難熬”

若此次厄爾尼諾形成，疊加持續(xù)多年的全球變暖趨勢，是否會讓極端高溫天氣更加猛烈？

大氣所博士生李柯欣用“疊加效應”形容這一風險。她解釋，厄爾尼諾本身會從海洋向大氣釋放巨大熱量，帶來自然的年際增暖。當這一層“自然的暖”疊加在長期“人為的暖”上，全球平均氣溫的基線就被抬高了。這意味著，高溫事件不僅更容易發(fā)生，還可能更強、更持久，甚至來得更早。

歷史記錄印證了這一點。2015年發(fā)生了超強厄爾尼諾事件，而全球平均氣溫的歷史紀錄在2016年被打破；2023年的厄爾尼諾事件，則推動2024年成為首個全球平均地表氣溫突破工業(yè)化前水平1.5℃閾值的年份。厄爾尼諾的增暖效應往往具有滯后性，通常在次年達到頂峰。

因此，現在斷言今年就是“最熱年”雖為時過早，但相關風險確實在顯著上升。

聚焦我國，李柯欣表示，現有研究較為確定的是，厄爾尼諾會顯著催生極端高溫與熱浪，且具有明顯的區(qū)域性和階段性。尤其在厄爾尼諾發(fā)生后的次年夏季，全球更易出現更強、更長的熱浪。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，這種“放大”效應會更加突顯。

“這意味著，如果今年下半年厄爾尼諾如期形成，那么2027年夏季，特別是我國北方地區(qū)，可能需要提前做好應對‘超長待機’高溫的心理準備和物資儲備?！崩羁滦勒f。

厄爾尼諾并不能“一鍵定制”旱澇

我國屬于典型的季風氣候區(qū)，除高溫外，厄爾尼諾對我國汛期旱澇的影響更為復雜。有時候，厄爾尼諾會成為“超強暴雨”或“全國大旱”的標簽，這種理解其實存在明顯偏差。

鄭飛指出，它首先忽視了氣候系統的“混沌性”，也就是常說的“蝴蝶效應”。厄爾尼諾雖然是一個強大的外強迫信號，但并不是決定我國某地澇旱的“確定開關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厄爾尼諾從來不是“單兵作戰(zhàn)”。我國處于典型的東亞季風區(qū)，夏季降水的強度與落區(qū)是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、東亞夏季風、中高緯度大氣環(huán)流、局地地形乃至臺風活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即便同為厄爾尼諾年，雨帶分布也可能截然不同。

大氣所正研級高工彭京備表示，從歷史規(guī)律看，厄爾尼諾對我國降水的影響具有顯著的階段性，最典型、最強烈的影響，通常出現在厄爾尼諾峰值的冬季到次年夏季。

“以2015—2016年強厄爾尼諾為例，公眾印象中長江流域的巨大防汛壓力，主要對應的是2016年夏季，而非厄爾尼諾剛形成的2015年。”彭京備說。

彭京備分析，伴隨從拉尼娜向厄爾尼諾的轉換過程，加上年代際氣候背景的影響，今年汛期雨帶落在我國北方的可能性較大，“但真正的考驗可能在后頭”。

“若下半年厄爾尼諾事件形成，對我國更顯著的影響將出現在今年冬季至明年夏季。屆時，冬春季南方降水偏多、夏季長江流域多雨的風險更值得重點關注?！迸砭﹤湔f。

面對“氣候更不穩(wěn)定”的新常態(tài)，我們該如何應對？鄭飛表示，關鍵在于啟動一系列“看不見”的準備工作，包括強化對海溫、季風等關鍵因子的滾動監(jiān)測與精細化預測；做好水資源統籌調度，實現水庫群“豐枯互濟”；提前排查城市易澇點和山洪溝道隱患；針對用電高峰，完善電力調峰預案。更重要的是，提升部門協同與公眾溝通的效率，把極端氣象的潛在危害降到最低。